译者按 ·2026·08·06
2026年7月，韩国股市遭遇“黑色七月”——KOSPI单月暴跌33%，创历史之最，半导体双巨头拖垮大盘，杠杆资金踩踏引发熔断。这场金融风暴与本文探讨的“自力更生”主题形成深刻呼应。文章认为，以韩国为代表的美国盟友正愈发寻求在不依赖美国的情况下，具备自我防卫的能力。文章以韩国国防发展为例，印证了一个核心悖论：自力更生并非自给自足，而是需要深刻嵌入全球体系，并在盟友内的优势领域寻求市场机遇。
然而，在现实层面看，对于美国盟友而言，安全上的“自主”依赖美国网络，经济上的繁荣又捆绑于全球科技周期，真正的“独立”遥不可及，“自力更生”恐将成为一道难以独立解开的方程。
本文原载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原题为“The Paradox of Self-Reliance”，囿于篇幅，有所删减，供读者参考。
美国盟友的“国防自主”浪潮
每年都有一个词能精准反映当时的政治局势。2010年，在欧洲债务危机肆虐之际，这个词是“紧缩”（austerity）；2024年，在经历了新冠疫情、自然灾害以及乌克兰和加沙战争之后，这个词变成了“韧性”（resilience）；到了2026年，另一个词开始主导国家安全领域：“自力更生”（self-reliance）。
随着战争蔓延、对国际秩序的信心动摇，以及美国在特朗普领导下逐渐摒弃长期依赖的盟友关系、转而推行更具交易性质和军事化倾向的外交政策，世界各地的领导人纷纷承诺要降低本国对他国的依赖。尽管各国通往自力更生的道路差异显著，但目标是一致的：即拥有足够的国防能力，以便在冲突时期也能够独立生存。
长期以来，中国和印度等大国不断提及“自力更生”这一概念，这与两国身处美国安全保护伞之外的立场相一致。新情况在于，澳大利亚、欧洲、甚至是菲律宾等美国的正式盟友，也开始使用相同的表述，寻求在不依赖这个日益难以预测的伙伴的情况下，具备自我防卫、武装和装备的能力。
国防开支的增长是这一转变的一个明显指标。在最近的北约峰会上，美国的盟友们强调了增加国防开支的承诺，其中很大一部分的目的不仅在于购买更多武器，更在于扩大国内国防工业规模并培养本土能力。
然而，“自力更生”并不意味着完全自给自足。建立自力更生的国防能力是一条充满风险且代价高昂的道路，往往超出任何单一国家独自行动的能力范围。讽刺的是，许多国家将发现，维持自力更生的国防工业却需要在技术共享、工业生产和市场方面高度依赖他国。鲜有地区能比朝鲜半岛更清晰地体现这一悖论。韩国的案例表明，实现自力更生最终可能需要更深入地融入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而非与之彻底决裂。
2005年3月，韩国士兵在韩国耀州参加渡河演习，以应对可能来自朝鲜的袭击（图源：Getty Images）
韩国的“自力更生”之路
若要用一个词来概括韩国独立以来的追求，“自力更生”或许最为贴切。
韩国在朝鲜战争后实际上成为了一个“附庸国”，在经济援助、军事支持和政治承认方面依赖美国，但其早期领导人——最著名的是1961年至1979年执政的独裁者朴正熙——致力于恢复韩国的事实上的主权。尽管朴正熙用某些言辞来包装他的议程，但他更深层的使命是打造一个即使被美国抛弃也能生存下去的韩国。在1970年的新年致辞中，他宣称韩国人需要确保“自己的独立自卫力量”，即他所说的“自助、自依和自力更生的精神” （the spirit of self-help, self-dependence, and self-reliance）。然而，朴正熙及其继任者都深知韩国所处地位的局限性。由于该国尚无法挑战其在美国安全秩序中的地位，自力更生必须在同盟关系内部而非外部来构建。
历史学家彼得·权（Peter Kwon）和帕特里克·郑（Patrick Chung）的最新研究揭示，韩国战后的经济奇迹在多大程度上围绕其国防工业及其在美国军事网络中的地位展开。韩国需要人才、技术和资本，而这一切都可通过同盟关系获得。教育交流是一个重要渠道——随着美国大学在太空竞赛期间扩大科学与工程专业规模，韩国学生纷纷入学接受先进的技术培训，其中许多人回国后成为三星等企业的顶尖科学家。
由于无法获得美国提供的某些武器的设计图纸，韩国研究人员秘密对其进行逆向工程，以掌握自主制造备件的技术。这使韩国能够为本国军队提供装备，并为韩国企业竞标美国军事合同、最终向其他美国盟友供应零部件和弹药奠定了基础。通过融入连接美国及其盟友的社会、金融和军事网络，韩国企业获得了技术和专业知识，从而成为独立的全球竞争者。
首尔还学会了将这种依赖转化为谈判筹码。20世纪70年代，当美国着手减少在朝鲜半岛的驻军时，首尔向华盛顿施压，争取到了额外的军事援助和数亿美元的军售信贷。同样，从美国国防承包商处采购武器时，往往会附带“补偿”协议，要求卖方向韩国企业进行投资，这一政策一直延续至今。
与美国如此紧密的合作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华盛顿经常阻止首尔向第三方出口某些武器。但这也促使韩国实现伙伴关系的多元化，包括与英国、西德和以色列签署技术共享协议。这些举措并未挑战美国的同盟体系；相反，韩国利用这种相互依存关系积累了所需的资源。
朝鲜战争结束约七十年后，韩国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防出口国之一，能够自主生产涵盖各类技术领域的武器。然而，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因为韩国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并活跃于华盛顿协助构建的联盟网络之中。
其他美国盟友能否效仿？
对于如今寻求自力更生的美国盟友而言，道路既漫长又成本高昂。这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就像韩国的努力一样。由于现代国防生产需要在人才、技术和资本方面投入巨资——而且很少有美国盟友能在不危及与华盛顿关系的情况下转向北京或莫斯科——因此最可行的策略并非拒绝相互依存，而是无论华盛顿是否参与，都要与美国的联盟网络进行更深入的融合。在目前正在推进的众多举措中，最成功的很可能是那些既能做到这一点，又能在这个日益饱和的全球国防工业中开辟出一片天地的国家。
乌克兰为这一模式提供了早期范例。基辅有理由为其在与俄罗斯交战期间国防工业的快速发展感到自豪。乌克兰前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列巴（Dmytro Kuleba）在最近接受《外交政策》杂志采访时，盛赞该国在发展自身远程打击能力过程中所采取的“悄然脱钩”（quiet decoupling）策略。然而在此过程中，乌克兰已更加深度融入欧美防务网络，不仅与欧盟签署了联合生产协议，还宣布计划作为与美国达成的一项价值10亿美元协议的一部分，在俄亥俄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生产无人机。乌克兰或许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美国导弹，但它正将本国防务工业的长期生存能力押注于凭借其在无人机领域的独特优势，成为美国及其盟友不可或缺的伙伴。
当地时间7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安卡拉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图源：路透社）
如今，韩国也采取了类似的战略。在李在明的领导下，首尔正积极行动，力图将自己定位为北约成员国及其他美国盟友的首选供应商。实际上，韩国希望填补国防工业网络中的空白——这些网络曾由美国构建，但随着美国撤出，如今正逐渐消退。尽管韩国正努力实现军需自主供应，但其国防工业在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尤其是重型火炮和舰船）仍高度依赖出口。
大多数国家并不具备成熟的国防工业和强有力的国家支持。例如，立陶宛正试图重振本国国防工业，将一家当地电力公司定位为未来本土武器制造的核心。但其目前的努力仅能通过与德国最大军工企业莱茵金属（Rheinmetall GmbH）成立合资企业来实现，立陶宛方面将在该企业生产炮弹和备件。立陶宛的国防工业——如果真能建立起来的话——只有找到自己的细分市场并融入更广泛的欧洲国防供应链，才能生存下去。联合生产和技术共享协议可以起到帮助作用，但各国政府也必须接受其中起作用的基本市场逻辑，否则其国防工业就有可能沦为公共补贴的永久接受者。
当然，并非每项合资项目都能成功。印尼与韩国就KF-21战斗机达成的长达十年的联合生产协议，在历经多年波折后最终破裂——其中包括韩国曾试图以窃取数据为由起诉印尼工程师——这终结了雅加达发展本土航空航天产业的最雄心勃勃的努力。法国和德国同样在维持合作方面举步维艰，最近因在知识产权共享方式上存在分歧，取消了备受瞩目的战斗机项目，这迫使德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得不考虑依赖美国战斗机。各国可能将联合生产视为一种短期措施，以此争取时间发展本土产业，但此类安排的风险在于，可能会使各国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持续的时间远超预期。
这些事例的教训并非在于各国应为合作而合作，也并非应力求国内自主生产所有武器系统。相反，美国的盟友需要在美国历史上所构建的跨大西洋网络中，在自身具有优势的领域寻求市场机遇。各国政府或许会以实现更大独立性为由为提高国防开支辩护，但明智的做法是不要低估美国实力所留下的基础设施遗产。
本文作者
Syrus Solo Jin
纽约大学现代军事史学者。
本文译者
周宇笛
GBA学术编译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