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全球供应链格局正在发生惊人的变化：两场还在继续的战争——俄乌冲突和美以伊战争，迫使各国重新思考战略资源来源的稳定性，更加关注地缘政治以及各国法律对于供应链稳定的重要性。

在供应链加速重构、逆全球化特征愈发凸显的背景下，跨国企业如何适配地缘政治变局、规避博弈带来的经营风险，已然成为企业战略决策需要重点研究和考虑的问题。围绕这一议题，观察者网连线了企业战略与投资顾问江凯明先生。

江先生常年穿梭于上海与华盛顿之间，凭借深耕行业的丰富经验与跨地域的独特视角，他将为我们解读各国政府及跨国企业该如何应对这场数十年来最为深刻的全球供应链深层变革。

【对话/观察者网 唐晓甫】

美国万万没想到，稀土会成为中国手中的王牌

观察者网：在过去十年中，全球供应链重组的趋势日益显著：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内的贸易战、新冠疫情、俄乌战争、中东冲突、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贸易战，以及针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冲突——以上的每一个事件都扰乱了既有的全球化供应链体系。首先，让我们聚焦于中美供应链的动态。在您看来，这场持续了近十年的贸易战，对中国和美国双方产生了何等重大的影响？在过去十年间，当中国和美国的企业试图适应这些供应链变局时，您观察到了哪些具体的趋势？

江凯明：这里我提供几个观察点。第一是双边贸易层面，中美双方的直接贸易规模有所回落，但我们可以认为这只是贸易流向发生了转移。原本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依旧由美国消费，只不过发货地从中国原产地改为了越南、墨西哥。

从投资角度来看，美国企业虽然减少了对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却加大了在新加坡、东南亚等其他地区的投资，尤其是在科技领域的投资。

第二，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逻辑已经从单纯追求效率，以最低成本、最快速度生产，转变为如今更加注重防控风险。例如，和十年前相比，当下两国企业在经营布局中，都会把关税、制裁、出口管制、物流成本等因素纳入考量。

第三，十年前美国的核心诉求是降低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当时盛行一种叫“非中国化”（“Anywhere but China”）的理念，企业可以选择越南、墨西哥等任何地区，唯独规避中国市场。而这一做法，反而让东南亚及全球其他地区加深了同中国的经贸关联。

从我的角度看来，未来供应链的发展趋势同样有三点，第一是“中国+1”（“China +1”）的布局趋势，也就是跨国企业首先保留其在中国的产能，同时在越南、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国增设产能，在依托中国产能的同时，又能保障对美国市场的稳定供应。

过去十年中，“中国+1”战略成为很多公司的必备战略

第二大趋势是原本在中国的企业前往第三国进行成品组装。这意味着，跨国企业将首先在中国国内生产零部件，再转移到其他国家完成组装。苹果手机就是典型案例。即便如今部分苹果手机在印度组装，但其核心零部件仍高度依赖中国及东亚供应链。这种转变看似分散了供应链风险，实则是把第三国当作出口中转平台，在当地完成产品组装后，再外销至美国等市场。

第三是跨国公司布局多元化市场的趋势。我们观察到，不仅中国企业，甚至欧洲、日本、韩国等亚洲多国企业都在主动缩减对美业务比重，转而提高非美地区的经贸合作比例。

美国企业也针对供应链变局做出了应对调整。首先就是依托中国并向越南、墨西哥等第三国转移产能，这是最典型的布局选择。美国本土企业在不完全切断合作的前提下，主动降低对华业务依赖，采取部分脱钩、风险隔离的模式，能分散风险的环节尽量外迁，对华刚需、高依赖环节仍可以保留中国供应链，其余则从东南亚、墨西哥等替代供应商处采购。

主动管控所在国对企业可能造成的地缘风险，已经成为美国企业经营的核心板块之一。企业必须全面应对各类地缘政治风险，统筹考量关税政策、出口管制、供应链选址、合作供应商资质、库存储备规划等一系列问题。

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上海美国商会发布的数据：超过半数计划撤出中国或调整布局的美国企业，都会首选将工厂迁往东南亚，其余企业则主要流向墨西哥和印度。而仅有占比不到20%的企业，有意将产能迁回美国本土。就中国企业而言，只需关注中国对东南亚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就能清晰感知中企在当地的资金投入与布局力度。

同时我们也能从两国的政策导向中看出一种趋势：中国并不希望本国顶尖技术外流至东南亚及其他地区，避免美国、欧洲借机获取相关技术；美国政府也在引导本土企业，要求相关产品线尽量退出中国市场，减少在华布局。

现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已有相关研究论证：美国从中国的直接进口规模有所下降，而从越南、墨西哥的进口量大幅攀升，业内将这种现象称作供应链大迁移、资源重新配置。中国这边，也可以直接通过出口相关统计数据，直观看清商品与产业的转移布局方向。

观察者网：具体谈到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我们见证了中美之间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贸易与关税战。您频繁往返于上海与华盛顿之间，拥有丰富的双边经验，在去年的贸易战期间，您是否观察到了美国在处理涉华供应链问题上出现了阶段性的变化或政策转向？去年，当各方探讨中美贸易“停火”的可能性时，您注意到特朗普政府对华的整体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

江凯明：我将逐层梳理特朗普政府的态度变化。第一阶段始于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当时美方极力推行“极限施压”的关税策略。这轮关税施压的强度与覆盖范围，远超第一任期间的贸易战，进一步精准切入具备战略博弈属性的重点产业；同时美方刻意推动全球供应链重构，意图倒逼美国企业把生产线从中国外迁，实现供应链布局多元化。

本质来看，华盛顿方面尤其是去年以来，刻意将对华脱钩、产业回流、友岸外包等举措，包装上升至国家安全层面进行叙事。在华盛顿舆论场中，这种论调十分普遍：将与中国经济脱钩、产业产能回流美国，直接定性为国家安全议题。身处华盛顿能明显感知到当地的主流判断：美国自认手握充足博弈筹码，并且愿意以激进方式动用这些优势杠杆。

对于市场企业而言，在这一阶段纷纷加速落地“中国+1”供应链布局策略。企业并不会完全退出中国市场，而是同步搭建一套并行的备用供应链体系，这也是第一阶段的核心特征。

第二阶段的核心主线聚焦技术管控，以出口管制为主要抓手，重点围绕数据与前沿技术展开约束。美国方面扩大了管制清单范围，并且在原本控制出口的半导体、人工智能硬件、高端先进制造等领域加码限制；同时美国还强化了对外投资审查力度，专门瞄准芯片、动力电池、稀土资源等关键领域的核心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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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华盛顿其实也能清晰感受到，大约一年前，这类对华限制举措就已经走向官僚化、制度化。相关政策不再仅由白宫主导，美国整个行政体系已经开始全面联动推进，商务部、财政部等多个职能部门共同参与落地相关规制与执行方案。

所以从企业经营视角出发，为应对政策不确定性，企业会普遍选择搭建产能冗余储备、加大战略库存布局，全面推行多国分散布局的经营战略，以此规避风险、维持长期经营存续。

随着去年中美元首在釜山会面，以及中美双方达成贸易战休战共识，华盛顿对华表态与政策基调出现明显转向。

不得不指出，中国亮出稀土战略底牌的行为，对美国政界和商界形成强烈冲击。我们都知道过往中国极少主动动用这类战略资源作为博弈筹码，更未曾针对性对美运用果此类筹码，此次举措也彻底打破了美方固有认知，引发极大震动。

在此背景下，双方进入第三阶段，美方主动试图重塑中美博弈的话语框架、承认中美存在长期战略竞争，但主张双方需要建立沟通“护栏”，选择以管控分歧替代局势持续升级。白宫也明显在中美贸易战方向降温，转而沿用欧洲的表述逻辑：不寻求与中国全面脱钩，只专注于降低供应链与产业合作中的风险敞口，同时主动寻求稳定双边关系。经过贸易战后，美国开始刻意规避容易激化对华矛盾的过激举措，也开始正视中美双方已形成相互制衡、各有博弈杠杆的现实格局。

从事实的角度看，这也是美国政坛及精英阶层，首次真正正视中国综合实力，尤其是全球供应链核心地位的关键转折点。越来越多美方人士意识到，单纯依靠关税战，已经无法达成其预期的战略目的。

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第四阶段，从政策上看，美方整体转向更务实、交易型的对华处事逻辑。虽然美国方面依旧对现有关税措施予以保留，但不再发起大规模加码升级；出口管制的落地执行也更趋定向化。与此同时，美方政策重心向内倾斜，着力完善自身产业政策体系。

虽然经过了一轮贸易战，但中美官方多条沟通渠道仍维持基本畅通，芬太尼治理、两军防务交流等领域的对话机制，均保留了常态化沟通空间。身处当下的华盛顿能够明显感受到：中美战略竞争依旧存在，但舆论与政策表述的意识形态色彩大幅淡化，整体更偏向实操层面的博弈与磨合，处事风格也愈发务实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