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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方的汉学家，读一读冀朝鼎先生九十年前的著作《中国历史的基本经济区》就可窥见一般，西方的汉学家是带着“先进的”眼光研究“落后的”中国、解剖“落后的”中国的，他们并不想了解中国，他们只是想肢解中国。

而且关于中国落后的原因，当时的西方汉学家们并未归因于工业革命、科学技术、“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启蒙等等，而是直接归因于文明体质——东方的农业文明不如西方的商业文明先进，是因为商业不发达，商业长期被抑制，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的发展。。

没错，他们自己给西方文明的定义是商业文明，而非工业文明。

于是，这就从文明评价标准的区别，来到了对“商业”这个名词概念的定义。

按照中国人的定义，通过买卖实现商品流通的经济活动，搞商品贸易的产业，叫做“商业”，做东西南北各路货物买卖的就是“商人”，商人不老实本分做买卖，想着要靠放高利贷、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挣黑心钱的，那是要被谴责的，甚至是违法的。

按照西方人的定义，只有金融业才是“商业”，只有银行家/金融商人才是“商人”，贷款、债券、股票等金融票据交易是商人获利的主要渠道，商人放高利贷、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是合法的。

当利润达到10%时，便有人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有人敢于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时，他们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而当利润达到300%时，甚至连上绞刑架都毫不畏惧。

上面这段话正是马克思对西方银行家/金融商人的生动描述，而我们却按照中国文明的定义会错了意，把这个描述扩大到了所有按照中国文明定义的“商人”身上。

由此带来的新思考：

西方的文明，本质是为了无限追逐利润、无限追逐增殖的资本文明；中国的文明，本质是为了应对自然灾害、调和社会矛盾、维护可持续发展的人本文明。西方人为了掩盖自己的文明本质，而特意使用“商业文明”和“农业文明”这两个词进行模糊认知，做了概念替代。

按照西方人的评价标准，中国人真是太愚昧了，又是修水渠又是抗洪抢险，这个文明搞了这么多事情，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居然不以挣钱为目的，居然不肯把货币发行权交给银行家们，那必然是“落后”的（没有钱的文明毫无意义），“落后”的就要被“先进”的征服、统治。

而按中国人的评价标准，西方那群人则根本就是不开化的蛮夷，与禽兽无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祖先就敏锐的认识到了，贸易商人虽然满足了各地人们互通有无的需求，但他们同时也掌握着巨量的货币，极易向金融商人转变，极易通过金融操作手段对农业等社会实体生产构成毁灭性的破坏，制造巨大的社会灾难，进而动摇文明生存的根基（没有人的文明毫无意义），所以必须对商人严加管束，要重农抑商，朝廷财政再困难，宁可用实物货币、宁可把宫里的金银铜器都拿去熔了造币、宁可滥发纸币也不向商人借债，货币发行权绝不可以让渡给商人，金融业主导权必须抓在国家手里。

以上，为什么长期以来会存在如此的认知错位？为什么我们一代代人在学校里接受着这样认知错位的概念描述和评价？直到步入社会后才逐渐揭露文明背后的真相？

因为我们还没有彻底战胜过，还没有彻底打垮西方文明。从物质领域到意识领域，特别是在意识领域，文明的话语权现在不在我们手里。

在物质领域，我们的工人农民工程师科学家们正在冲破西方文明套给我们的枷锁，胜利在望；在意识领域，我们的社科工作者们则还在西方文明精心构建的象牙塔里打转转。

要坚决撕下西方定义的“商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伪装，要坚决拒绝西方逐利的文明评价标准，要用中国的文明概念去定义世界，要用中国的文明标准去评价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