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18日，湖南长沙。

盛夏的长沙也是“火炉”之一，但炎热的夏季也比不上九所宾馆里的火热氛围。此刻在九所宾馆宽敞的会议室中，来自全球的380多位学者齐聚一堂，共襄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盛况。

此刻的主席台上，《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修订版）》《长沙马王堆汉墓文库》等最新的研究成果一一亮相。而当镜头给到台下，已是须发尽白的彭隆祥正坐在前排，望着台上面露欣慰的笑容。在某一个瞬间，老人的思绪甚至有那么一丝恍惚，仿佛又回到了主刀辛追遗体解剖的那个时候。彼时的他还是湖南医学院的一位中青年骨干，这一晃都五十多年了。

一、老太太瘦了

彭隆祥是辛追夫人遗体解剖工作的主刀，但那是1972年12月14日的事了。从1972年4月28日遗体出土，到5月份辛追夫人被迫“面市”，再到6月底遵照上级要求的悄然转移，辛追遗体在面向公众层面的纷扰总算告一段落，但在公众的视线之外，更多的纷扰才刚刚开始。

“老太太瘦了，要尽快解剖。”

林佳楣这样对国务院秘书长吴庆彤说，语气中不乏焦虑。她想到了前不久与丈夫，也就是时任国家副主席李先念一起，陪同尼泊尔首相基尔提·比斯塔及夫人前往长沙参观马王堆女尸的事。当时李先念问了博物馆方负责接待的侯良三个问题：古尸这样陈列保不保得住？这么多的漆器能不能保得住？这么多椁板堆放在露天能不能保得住？侯良只能无奈地摇头回答：不能。实际上，与今天大气、先进的湖南省博相比，当时马王堆一号墓的相关文物的保存条件可以说是相当寒酸的。这一方面与当时国家整体经济落后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特殊年代的一种体现。从1972年5月份以后，湖南省博等方面曾多次就文物陈列、保存和遗体解剖等问题向上反映，但工作推近一直不顺利。直到这次李先念夫妇陪同尼泊尔领导人参观后，在二人的直接推动下，事情才较快地得到了推近。

马王堆一号墓的木椁室

很快，国务院那边传来消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指示王冶秋：“请邀有关同志和专家再议一次。如同意，即请提出一个工作小组名单，协助湖南医学院进行报告中所提的和追加各项安排和调度。”这在当时是相当罕见的高规格重视。

于是，一场在今天看来仍令人叹为观止的"国家级大会诊"，就这样在1972年的冬天，悄然拉开了帷幕。

二、"我们要争口气，不让外国人插手"

12月6日，各路专家学者奉召云集长沙。这个阵容，随便拿出哪一位，放在今天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王仲殊等人亲自到场；军事医学科学院病理研究室的刘雪桐，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张炳常，北京医学院的谭增鲁，中山医学院的郭景元、陈以慈、沈其卫。这些人代表的，几乎是当时中国医学与考古两个领域最强的力量。再加上东道主湖南医学院的张世林、李亭植、吴洁如、彭隆祥等一众专家，以及湖南省委书记李振军等领导，整个长沙湖南宾馆里，一下子聚集了四十多位专业人员，还有各路新闻媒体随行记者。

这还不算，在第一次讨论会上，王冶秋在开场时特别传达了一段话，让在座的专家们都精神一振：日本曾有两位专家提出，只要给他们一根甚至半根古尸的头发，他们就可以进行研究。这个请求，被中方果断拒绝了。王冶秋说得很直接：“我们要争口气，自己研究，不让外国人插手，千方百计把工作做好。”

时任图博口负责人王冶秋（AI上色复原）

这句话，某种程度上定下了整个会议的基调。

接下来的几天里，专家们前后开了整整四次讨论会，中心议题只有一个：怎么解剖？

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实际上这是一道几乎无解的难题。一方面，谁都知道这具2100多年前的古尸是无价之宝，稍有闪失便万劫不复；另一方面，不动刀终究有些东西就看不清楚，解剖本身也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她。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让一屋子顶级专家们反复争论、迟迟难以拍板。

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到底切多大”这个问题上。负责主导解剖方案的彭隆祥，已经拟出了一份多达108项内容的详细方案，从消毒流程到显微摄影，面面俱到。然而各方意见仍然分歧不小。有人主张切口尽量小，胸部坚决不能开刀，顶多从外科手术的角度打个小洞；有人则关心血管造影怎么做、用什么材料才不会损伤组织；考古所的夏鼐所长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能不能从鼻孔或者眼眶进去取出脑内的东西，毕竟他更关心的是文物的完整性。

会议现场照片（AI复原上色）

这些讨论，搁在外行耳朵里或许有些费解，但背后的逻辑其实很朴素：大家都知道这具遗体是不可复制的孤品，每一刀下去，都是真正意义上的“不可逆”。正因如此，所有人都格外谨慎，生怕搞坏了辛追的遗体。

到了12月9日的第四次讨论，湖南医学院的李亭植主持作了总结性发言，明确了解剖的核心原则：第一，必须在X光检查的结果指导下进行，绝不盲目下刀；第二，解剖的首要目的是弄清内脏器官的保存状况；第三，在保证遗体外形完整的前提下，逐步扩大切口。最终，由刘雪桐和彭隆祥执笔，整理出了一份约两千字的正式解剖方案，上报国务院。

夏鼐（左）与彭隆祥在进行业务探讨（AI复原上色）

方案很快获批。据说郭沫若先生得知此事后，当天深夜还专门写信给湖南省委，特别叮嘱解剖时要注意从遗体骨髓中提取样本，用于血型鉴定。一位年届八旬的文化界泰斗，半夜提笔写信，只为一具汉代古尸——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说明这场解剖在当时引发了多大的社会震动。

三、12月14日，手术刀落下的那一刻

1972年12月14日，解剖正式开始。

先由曹美鸿主任主刀进行了开颅工作。曹美鸿从辛追的“天灵盖”入手，取下了巴掌大小的一块头盖骨，之后发现脑膜保存完好，内里的脑髓虽然已经腐朽如豆渣，但大脑的其他组织也都大致完好。从这一结果也能初步判断辛追并非死于脑溢血等脑补损伤。

在将辛追的头盖骨复原后，要进行的就是更为关键的身体部分的解剖，主刀的，正是彭隆祥。

当腹部切口打开的那一瞬间，在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腹腔内的脏器，竟然完整无缺，只是略微缩小、变薄了些！这在当时是真正意义上的“震惊”，因为以任何现代医学的标准来衡量，一具在地下浸泡了两千多年的遗体，其内脏能够保存到这种程度，都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看到这一幕，彭隆祥也是暗暗的松了一口气，下刀前最担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内脏已经腐朽烂做一团无法提取。

解剖现场（左四为彭隆祥，AI复原上色）

解剖结束后，专家们对遗体进行了极其系统、细致的检查与采样，涵盖了病理、组织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化学分析等十多个方向。这些研究最终给出了清晰的结论：辛追的血型为A型，死亡年龄约五十岁左右，生前患有冠心病、动脉硬化、多发性胆结石、肺结核，甚至在肝脏和直肠中还发现了寄生虫卵。综合判断，她很可能死于胆绞痛急性发作诱发的心脏骤停——换句话说，这是一场猝死。而在她胃里发现的138粒半甜瓜子，则印证了她在去世前不久刚刚进过食，生命最后的时光，她还在享受一顿寻常的夏日鲜果。

四、从解剖台到实验室

解剖本身只是人们了解辛追的开始。

1973年1月，国务院正式下发文件，将辛追遗体的后续科研方案转发给上海、广东、江苏、福建等省市，以及总后勤部、卫生部、冶金部、中国科学院等十余个单位，要求各相关院所“积极协助湖南省做好这一科学研究工作。”一具古尸的研究，就此从湖南一省，正式扩展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跨学科科研协作。

彭隆祥在实验室（AI复原上色）

1973年3月底到4月初，一场规模空前的“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科学研究座谈会”在长沙召开。来自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南京等地的三十五个科研单位、医药院校，派出了八十三名科学工作者参会。这个数字，放在今天依然令人印象深刻——何况是在五十年前，交通和通讯都极为不便的年代？

这场会议的成果，最终凝结成了1980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古尸研究》一书。这本书正面回答了三个核心问题：遗体保存到了什么程度？辛追她究竟是怎么死的？她的遗体为何能保存这么好？这一系列研究，也在1978年获得了中国科学大会奖——这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最高级别的科研奖项之一，足见其分量。

文史君说

如果要找一个词来概括这件事的意义，我觉得“马王堆学”也许就是答案。它意味着，一座汉代墓葬的出土，不仅仅是考古学的事，也不仅仅是历史学的事，它同时是医学的、化学的、纺织学的、天文学的，是整个中国——后来也变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现代人文与自然科学在某一个时刻的集体汇聚。一具遗体，让考古学家和病理学家坐在了同一张会议桌前；一批帛书，让古文字学家和天文学家开始了跨越学科边界的对话。

而这一切，都从那个冬天，曹美鸿、彭隆祥等人手中那把手术刀落下的那一刻，真正开始了。

参考文献

侯良：《西汉文明之光：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陈建明：《马王堆汉墓研究》，岳麓书社2013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李一鸣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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