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重塑社会工作领域，人工智能与社会工作的互嵌与融合不断深化，同时也滋生一系列结构性张力。作为以“人文性”为核心特征的专业，以及“直接与人打交道”的工作，社会工作的知识生产、专业互动、服务关系等都在发生新的变革。本期特邀华东师范大学文军教授、华东理工大学何雪松教授、郑州大学韩恒教授与东南大学刘莹副教授撰稿，推出“人工智能社会工作：智能融合、关系重塑与生态再造”专题笔谈，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之道。

——主持人　李　梅

人工智能社会工作：从技术赋能到关系转型

文军 |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12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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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军

当前人工智能已展现出超越传统的“人的”或“人工的”智能新形态，具有数字智能和自主性的特征，在整体智能方面超越了一般意义上个体或群体所具有的所谓“人工”的智能特征。社会工作服务领域亦面临着转型的迫切需求，即必须向数字化、技术化、智能化方向迈进。在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人工智能社会工作致力于传递社会公益价值，并对特殊困难群体予以关注，这种赋予数据以思想深度的技术科学、秉持价值导向的行动科学以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治理技艺，不仅关注个体本身，还深入探讨人与物质世界、人与智能技术之间的关系。

何为“人工智能社会工作”

“人工智能社会工作”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可从“人工智能+社会工作”两个平行领域的结合出发。也即，其不仅包括人工智能新领域中的社会工作行动（social work in AI），也包括人工智能在社会工作领域的新作为（AI in social work），以及人工智能与社会工作相互协作与功能整合（social work with AI & AI for social work），从而赋予社会工作新的内涵与使命。

关于“人工智能社会工作”的定义，还需要兼顾技术的新转变与社会工作的传统意涵。既有的相关文献资料对人工智能社会工作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即将人工智能分别视为工作场域、工作方式、服务对象和研究载体。作为对全球化挑战的回应，社会工作还始终致力于接触并支持那些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面临压力的弱势群体和处于困境的人们。社会工作强调对困难群体及其社会性的关注，这为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风险提供了策略。

实际上，自社会工作专业创立之初，社会工作者就已经跨越了学科界限，通过合作来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当前的技术治理系统因其对既定程序、科层架构及具体技术手段的过度依赖，难以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现实服务及其所植根的生活世界的复杂性与潜在的冲突性。所以，当社会工作从管理主义取向导致的实践悖论逐渐转变为对“关系”“人性化”的思考，意味着人们开始深刻审视社会工作的结构性与社会性内涵，并逐步将这种反思转化为对个体情感如何向结构性情感政治演变的探索过程。

在此意义上，人工智能社会工作的发展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的赋能，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转型和重构。这种技术赋能视角下的专业关系转型，主要体现为服务主体的多元转变、技术中介的情境切换和后人类主义思想的崛起。

服务主体的多元转变与关系互动

在传统社会工作中，社工与案主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面对面的直接互动关系。社工凭借专业知识和技能，运用同理心以及尊重、保密等原则，与案主建立起信任关系，以帮助案主解决其面临的问题。这种二元关系强调社工的主导性和专业性，案主则处于接受帮助的位置，互动主要依赖语言沟通、情感交流以及社工的实地观察等手段。如今人工智能带来的情感识别和技术分析大大降低了人们的沟通成本……成为推动主体行动的关键力量。人工智能创造了构建更具吸引力、创造力的亲密关系的可能，根据个人爱好取向等生成针对性回复与个性化服务，人类越来越将其看作亲密的伙伴，但也进一步导致个体在自由表达的同时面临着个体认同和隐私保护等难题。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工作领域的应用，如智能评估工具、聊天机器人、数据挖掘系统等的涌现，AI成为社工与案主互动过程中的重要中介，传统“社工—案主”二元关系因AI介入演变为动态三角互动。例如，智能评估工具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快速生成案主的风险评估报告，为社工制订服务计划提供参考；聊天机器人可以在社工无法实时陪伴时，为案主提供情感支持和简单问题解答。在这种三元互动模式下，社工被要求重新定位自身功能，从直接服务提供者转变为技术协调者与伦理把关者，社工、AI和案主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多样。

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加入使得社会工作的服务主体得以拓展、服务方式得以延伸、服务关系得以重构。人工智能的情境感知和情感识别能力，能够根据服务对象的个人特征、过往服务记录等信息，帮助社会工作者迅速调整对话策略，提供更加快捷的个性化服务方案。传统社会工作服务往往受限于特定时空与地域，难以超越物理界限，这使得构建一个跨越时空、覆盖广泛且持续周期长的综合服务体系面临诸多挑战。人工智能社会工作支持的远程服务可以跨越地域障碍，与偏远地区或行动不便的服务对象保持密切联系，提供即时支持，进行有效的情绪反馈。当这种社会工作服务关系从“直接”“面对面”变为“间接”“虚拟”，其在获得更多信息便利的同时也面临更大的挑战。社会工作者需要掌握网络技术和数字化工具，也需要保持现实性的互动能力，打造社会工作“数字情境性”服务模式，提高社会工作实务的灵活性、全面性和有效性。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给社会工作服务提供了标准模式化的应对策略，却导致服务关系的异变与物化。无论服务对象如何变化，服务内容如何复杂，社会工作始终指向主体面临的“问题”。社会工作所面对的问题不同于生理疾病那样可以通过仪器直接发现，社会工作要求“人对人”的直接接触、交流与互动，需要通过真诚、同理、尊重、倾听等专业化态度与方法，来提高服务对象的抗逆力、心理健康水平、社会交往能力和自我探究能力。固然，现在人工智能基于数据分析就能推导理论上的最佳解决方案，人工智能与服务对象的每一句对白都是技术化的模拟。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的互动深植于错综复杂的具象化想象之中，但量化的情感很难填补情感缺失的空白，强大的计算逻辑反而削弱了生活世界中那些难以预料且珍贵的情感联系。以人工智能为中介组成的“人—机—人”情感链条或“人机共同体”逐渐替代了以社会工作者为中介的情感劳动……这种主体混乱与情感纠结的拉扯，让人们逐渐对任何情感表达都保持警觉，并逐渐消解对于情感的感受能力。如此下去，“人”会越来越被各种“非人”的因素所主导。

技术中介的情境切换与关系发展

当前，基因工程正在改变人们生命的结构，仿生技术正在改变我们对人类的理解，尤其是随着各种带有新的人工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进入人们的家庭生活、工作场所和社交领域以后。人工智能正在快速改变人类的社会结构，其具有的生成式特征所带来的裂变，已成为一种新型的资源或生产要素。这种技术具有的自主性与主体性日渐超越了人们对于有限理性的认知范畴，逐步与使用情境、行为主体及目标导向深度结合，实现个体、组织乃至整个行业的多样化目标。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使得社会工作的方式更加智能化、多元化。通过有效学习和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社会工作者可以提升自身服务水平，减轻工作负担，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与服务对象的相处之中，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深入发展。

技术中介观指出，技术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一个层次，包含过程、媒介、动因三个方面的哲学含义，不仅具有静态的介质属性，而且具有动态的内驱力，其中蕴含了对技术影响乃至改造人类社会等能动性的深刻认知。技术中介观关注技术人工物作为中介如何影响或调节人的认知、态度、行为，以人与技术人工物的关系为出发点，强调人—技术关系需要在互动过程中理解和捕捉。人工智能社会工作被视为一种依赖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创新服务模式，这种模式通过利用技术手段辅助服务对象达成特定目标，充分利用线上数据收集与分析、线上咨询与诊疗、虚拟现实体验等数字化手段，实现与传统社会工作的深度融合，确保在拓展服务形式的同时不偏离社会工作固有的本质属性。

从技术中介理论出发，技术与人类逐渐从本体异质走向互动共生，人和技术在社会行动中具有相似的影响力。这种共生不仅依赖于技术的功能特性，还依赖于行动主体的专业特性和能力，更取决于技术与行为主体的交互生成。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个体与他人、自我与世界之间新型关系的形成，它不仅有助于弥合个人内在的分裂，实现个体的统一与和谐，还增强了联系的意义、组织的力量，并将这种和谐与连贯性深刻地映射到人们对于生活观念的想象和情感之中。

人工智能作为核心的中介力量正在改变全球的数字环境，使其更加自动化、去历史化和趋向后人类化。它通过对数字痕迹的配置和再组织重写了人与文化的关系，在推动数字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人类越来越难以定义自己存在的历史。数字痕迹不再是简单的记录与留痕，而是朝向失控与反控制的方向坠去。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虽然提高了社会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但也带来了一系列伦理风险。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处理和分析个人数据时可能侵犯服务受众的隐私，保存在云端的服务对象的个人资料面临着泄露风险，并且很多时候一线工作人员很难察觉到部分数据已经泄露，即使有所察觉也难以弥补。此外，算法的应用能够深刻影响用户所接触到的内容类型及其排列顺序，进而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用户的信息接收模式、意见构建路径及决策形成过程。这一过程中造成的算法偏见不仅违背了社会公正的原则，也可能会加剧社会不平等。

后人类主义的思想崛起与关系反思

“后人类”（post-human）这一概念用来描述在人类演化或技术发展之后的可能形态和存在方式。这一思想产生于以往占主导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框架摇摇欲坠的时期，它以反对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为旗帜，更为关注人类对自身存在及未来发展的思考。在新的人工智能时代，后人类的视角更能诠释复杂多变的经验事实。传统的社会工作助人理念强调以人类为中心，认为人类是助人过程的主导者和掌控者，案主的问题需要靠人类专业知识与技能去解决。而后人类主义理论打破了这种观念，强调人类与技术、机器、动物、自然等各种“类人”“超人”“非人”构成共生关系，人类不再是唯一核心主体。后人类主义批判传统社会工作以“人类”为唯一能动者的预设，主张将非人类行动者（如AI、宠物、环境）纳入助人关系的分析框架。例如，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提出的“普遍生命力”理论，强调所有生命形式的平等性，启发社会工作者要重新审视技术介入的伦理边界。

在助人关系的建构过程中，传统助人关系中存在诸多二元对立。一种情况是服务对象因面临“问题”而主动寻求社会工作者的帮助，这种基于问题视角构建的专业关系，有可能引发“正常与非正常”的价值评判，导致不平等与专业霸权的产生。另一种情境则涉及契约性和服务性关系框架下的社会工作实践，在此背景下社会工作者可能受到行政命令的驱使，服务对象也可能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进入这种专业关系，使得权力关系的流向发生逆转。后人类主义思想则打破了这些界限，强调人与人、人与技术、人与自然之间的连续性与共生性，使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社会工作者不再是权威的知识提供者，而是与案主共同探索问题解决方案的伙伴，案主也从被动接受帮助的角色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和合作者。

后人类思想还促使助人关系不再局限于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互动，而是将技术等因素纳入其中，形成多维度的关系网络。技术等非人类因素也具有能动性和价值，它们与人类社工及案主共同构成助人网络，彼此依赖、相互影响，共同促进案主的福祉。如通过在线平台和智能设备，案主可随时与社会工作者及其他资源进行连接互动，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使助人关系更加紧密且持续。这种多维度的关系也使社会工作者更全面地了解案主的情况，为全方位支持网络的建构提供基础与帮助。

后人类主义思想也致力于将那些在传统辩证法中被边缘化、不符合经典大写人文主义理想的主体，重新纳入理论探讨的核心范畴。后人类主义鼓励对社会工作实践进行持续的批判性反思，以揭示和挑战潜在的权力动态和不平等。这种反思促使社会工作者不仅关注个体的“问题”，而且关注社会结构和制度性不平等如何塑造个体的生活经历，通过将注意力转向更广泛的社会动态，社会工作者能够采取更加包容和解放的实践策略，促进社会正义和变革。一方面，技术或成助人关系建构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者需要学会与技术协同合作。例如，利用智能评估工具对案主进行精准评估，借助数据挖掘技术分析案主的需求和问题，以及运用虚拟现实技术为案主提供沉浸式的治疗体验等。人机协同合作不仅能提高助人的效率和精准度，还能为案主带来更丰富的服务形式。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等非人类因素的介入，助人关系中的责任和义务变得更加复杂。社会工作者不仅要对案主负责，还要对技术的合理使用和潜在风险负责。虽然人工智能技术能提供高效、精准的服务，但也不能忽视案主的情感需求和人性尊严。社工应始终保持对案主的同理心和关怀，在技术赋能的助人过程中融入更多的人文关怀。

“人”与“非人”的共存

在如今技术生态塑造的显性生存语境下，“人”与“非人”“类人”“超人”等各种“后人类”形态共同构成我们的日常生活，驱使我们正视多样化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当前，人工智能对社会工作的影响已超越工具性赋能，直指专业关系的本体论重构。人工智能社会工作将智能算法、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应用于社会福利服务领域，正在引发社会服务范式的结构性变革，推动社会工作从经验直觉转向数据洞察、从被动干预转向主动预测、从单一主体转向多元协同发展转型，其深层影响已超越工具理性层面的效率提升，触及社会关系重构与权力秩序再造的社会学核心议题。

这种技术与社会工作的深度互构与关系转型，表现为在服务主体的多元转变中展现专业关系的互动交往，从以技术为媒介的情境切换中感受专业关系的发展，从后人类主义思想中反思关系建构的价值与基础，究其本质是现代化进程中理性化趋势的延续与突破。未来，“人”与“非人”的共存将挑战传统社会工作研究以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为中心的地位，对人类本身的关注将逐渐转化为“人”与“非人”互构共生的“超人类”（Move-than-Human）研究视角，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方向。社会工作者需要不断适应新技术带来的变化，学会与技术协同合作，并时刻保持对新技术使用的警觉和反思，确保技术服务于人类社会的福祉，而不是成为控制和压迫人的工具。

总之，人工智能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和服务格局。人工智能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我们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学习新技术，以更为敏锐的眼光审视技术应用，以更富创新的实践探索技术与专业的深度融合之路。而以人文性为核心特点的社会工作专业，应担负起人工智能时代解决“人”的社会问题之使命，重新回到“人”自身及其实践中去。聚焦人类与非人类的双向融通，才能将人工智能社会工作的解释机制引向深层次论域，既利用新技术突破传统服务的信息盲区与资源壁垒，又坚守社会工作的价值内核，在服务过程中保留人性化接触与情感支持，最终实现技术工具性、人类的情感性和社会正义性的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