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万亿美元债务的真实代价
托马斯・萨维奇
2026 年 8 月 21 日
《每日经济》网站
-----无节制的财政支出已将联邦债务推升至 40 万亿美元，削弱经济活力，也让国家在下一次危机来临时的应对空间受到限制。
我刚到美国经济研究所（AIER）任职没几天，皮特・厄尔就在 2024 年 1 月发表了《34 万亿美元，债务仍在攀升》一文。半年之后，2024 年 7 月 31 日，他又刊发《35 万亿美元 —— 债务继续增长》。如今，时隔两年零 18 天，联邦总债务在 2026 年 8 月 18 日突破 40 万亿美元大关。虽说公众持有债务（联邦总债务减去政府内部持有部分）仅约 32.3 万亿美元，但两项指标都发出明确警示：美国的财政制度亟需深度改革。
比数字本身更值得警惕的是，除财政领域关注者之外，这一债务里程碑几乎没有引发社会关注。这种漠视其实并不出人意料。尽管有关国家债务的报道时常伴随末日论调，但对普通美国人而言，日常生活表面上似乎并未发生太大改变。一个个历史性债务关口接连被突破，可世界并未崩塌，人们依旧每天照常上班谋生。
但不断走高的债务理应得到重视，因为当前的财政发展路径正在侵蚀民众生活水平，并且加剧美国人本就面临的生活成本压力。不过，关注国债问题的人也应当摒弃末日危言。每一次平稳跨过债务关口，都会让夸大其词的警示更容易被大众无视，推行实质性改革的舆论基础也会愈发薄弱。
末日即将降临？
联邦总债务从 39.99 万亿美元涨到 40 万亿美元，并没有触发任何决定性的经济事件。不存在某个神奇数字，一旦触及美国就会瞬间资不抵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早已承认，没有一个确定的债务占 GDP 比重 “临界点”，可以可靠预判财政危机会否爆发、何时爆发。
驳斥 “灾难迫在眉睫” 的说法，不等于为现行财政现状辩护。真正关键的问题是：当下的政策，能否让十年后的国家更加繁荣、财政更稳健。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公众持有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从 2026 年的 101% 上升至 2036 年的 120%，超越二战之后的历史峰值。同一时期，联邦年度财政赤字预计将从 1.9 万亿美元扩大至 3.1 万亿美元。
这些数字反映出结构性失衡。按照现行法律，联邦财政支出将长期持续高于财政收入。经济增长或许能够缩小这一缺口，但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测算显示，经济增长不足以填平缺口。
这和迫在眉睫的破产危机完全是两回事。财政危机未必会按照可预测的时间表到来。更有可能发生的风险，是经济增长、居民购买力逐步遭到侵蚀，同时政府应对未来各类挑战的政策空间不断萎缩。
正如皮特在 2024 年国债 34 万亿美元时期所写：“太多公信力被浪费在徒劳地预判财政临界点这件事上。” 和他观点一致，我认为更可行的思路，是向普通民众解释不可持续的债务会带来哪些实际影响。
40 万亿美元对你究竟意味着什么
国债本身并不是造成住房、汽车、食品杂货以及医疗服务价格高昂的唯一原因。物价与借贷成本，还受货币政策、相对价格变动、生产率等多重因素影响。
即便如此，政府持续举债仍会通过多种渠道加剧生活成本压力。
第一，联邦政府会和民间借贷主体争夺社会资本。当财政部增发债务时，一部分原本可以用于居民购房、企业扩张的储蓄，转而被用来为政府财政支出融资，产生挤出效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曾这样描述：“这好比砍掉果树当柴烧，果园的产出能力就此永久受损。” 政府大规模举债会推高利率水平，当然，它只是影响信贷市场的众多因素之一。
近期发生的事件，既体现二者的关联，也说明其内在复杂性。8 月 19 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把 10‑30 年期国债回购规模至少扩大一倍，由单次操作 20 亿美元提升至 40 亿美元。消息公布后，长期美债收益率下行，暂时缓解了政府高额举债给抵押贷款以及其他民间信贷带来的压力。
国债回购并没有降低国家债务规模，因为这并非政策目标。该举措意在改善部分美债市场的流动性，但也可能干扰货币政策。如果美联储正致力于抑制通胀，而财政部的操作压低长期借贷成本，那么财政债务管理和货币政策就会背道而驰、相互抵消效果。
边际层面上，政府借贷增加，会让房贷、车贷以及企业信贷变得更贵。对于已经买房买车压力重重的家庭来说，即便是融资成本小幅上涨，也会带来实实在在的负担。
第二，民间投资萎缩会拖累薪资增长。企业依靠投资技术、购置资产、培养员工，来提升劳动者生产率。当流向这些领域的资本变少，劳动者产出随之下降，薪资上涨速度也会放缓。这种代价几乎无法直接观测，体现为企业放弃扩张、岗位不再被创造、加薪无法兑现。
第三，在部分经济环境下，持续的赤字会带来通胀压力。债务不会自动催生通胀，40 万亿美元债务也不等于恶性通胀近在眼前。但它会诱惑国会与白宫（无论哪个政党执政）向美联储施压，要求美联储购买国债，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兜底。
不过债务当下最直观的代价，直接体现在联邦财政预算之中。2025 财年，纳税人承担的净利息支出超过 9700 亿美元。换句话说，2025 财年联邦政府每花出去 1 美元，就有 13.5 美分用于支付债务利息。这一占比高于国防开支（5.5 美分），也高于收入保障类项目（12 美分）。
巨额利息支出凸显残酷的预算权衡：1 美元资金用来偿还过往债务利息，就不能同时拨付政府机构、减税，或是为下一次突发危机做储备。
对普通美国人而言，这不等同于收到一张写着 “国家债务” 的账单。它意味着未来的立法者，在保障政府核心公共服务、减税、应对新的社会需求时，财政回旋余地会大大缩小。
最终决策者只能在削减开支、提高税收、容忍通胀，或是三者组合之间做出选择。民众会感受到房贷小幅抬升、薪资增长放缓、税负加重、美元走弱。这些都不是世界末日，但叠加在一起，会实实在在拉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
拖延痛苦，只会放大痛苦
国家在战争、经济衰退、真正重大危机期间，政府理应可以举债应对。问题出在依靠债务去覆盖常态化固定财政开支与结构性赤字。
高企的债务并不会直接剥夺政府应对下一场危机的能力，但会抬高应对危机的成本，进一步加重本已庞大的利息负担。议员与金融市场，也会对激进的应急举债变得更加抵触。
财政缓冲空间的价值，恰恰体现在国家突发需要它的时候。把这份空间消耗在常态化赤字上，留给突发事件的余地就所剩无几。
拖延还会改变代价的承担主体。当下选民享受财政支出与减税带来的红利，而未来纳税人 —— 无论是多年后的我们自己，还是后代，将背负恢复财政平衡的责任。
政策制定者越是推迟债务稳定化改革，未来需要的增税幅度、开支削减力度就越大。拖延带来的后果，还会不成比例地落到美国年轻人与低收入群体身上。
利息会随时间复利累积，政策拖延也会带来政治层面的连锁后果。每推迟一年改革，就会催生一批新的既得利益群体、新的社会预期与新的财政承诺。原本可以渐进调整的政策，之后会变得难以改动。
及早改革可以分阶段落地；拖延到后期，改革往往只能采取激烈粗暴的方式。彼时利息成本已经挤压政策选项，普通家庭也缺少充足时间适应调整。
所以，面对现状，正确的态度不是陷入恐慌式紧缩。骤然加税、不分青红皂白砍支出，会造成经济动荡，引发强烈政治反弹。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建立一套可信方案：尽早启动、稳步推进，让债务规模和经济体量维持相对稳定。
改革推迟得越久，未来改革的破坏性就会越强。
构建美国全新财政制度
一套全新的财政制度，意味着建立持久规则，约束政府如何做出财政承诺、如何筹措资金；规定在真正危机时可以突破常规约束，危机结束之后，再回归制度框架。
现行制度把这些环节割裂开来：国会先批准支出与税收法案，之后再围绕法定债务上限争吵，处理由此产生的举债问题。但债务上限本身管控不了财政政策。民选官员以拒绝上调债务上限相要挟，只会制造违约风险，却无法改变已经生效的财政承诺。
一套有效的财政制度，应当同时约束政府的收入获取与支出责任。诸如《纳税人权利法案》（TABOR）、瑞士债务刹车机制，或是仿照基地重组关闭委员会（BRAC）模式设立联邦支出专项委员会这类财政规则，有助于约束政府征税与花钱的规模。划定政府权力边界，可以防止政策制定者通过监管手段、会计操作钻预算规则的空子。
悲观情绪固然可以理解，但于事无补。债务突破 40 万亿美元的第二天，美国人照常上班。等到债务触及当前 41.1 万亿美元债务上限时，人们大概率依旧如此。债务的代价不会骤然爆发，而是通过利息高企、预算收紧、投资疲软、危机应对能力下降等形式逐步显现。
真正的风险在于：一次次平稳跨过债务关口，会让每新增一万亿债务都显得稀松平常。不需要天塌下来，债务问题就足以带来深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