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1日上午,一架崭新的空客A321飞机在昆明长水机场缓缓推出,航班号A6 7105,目的地南昌。自此,云南第二家本土民营航司在中国民航的版图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红土航空。
图自:空客中国
那时没人会想到,公司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当年的开航场景已成为追忆。而这家公司不仅总部离开了云南,连名字都变了。
时过境迁。红土航空2014年4月在云南登记。发起人是云南几家票代和物流公司。
票代搞航司,行业里并没什么成功先例。在第二年,同程旅行便战略入股,两年后股权进一步调整,同程系合计持股过半,红土航空成为中国第一家由互联网新经济企业控股的航空公司。
消息出来时,业内多少有疑虑,搞OTA的,怎么玩得动航空这种重资产、强监管、对安全绝对苛刻的生意。
在接下来两年的磨合期里,红土航空在2019年机队增加到12架,营收突破10亿——这在行业里只能算“比较勉强”。但真正的转变就发生在2019年。这一年,湖南省政府旗下的财信新兴产业基金入股,公司迁址长沙,更名“湖南红土航空”。
湖南航空“财信号”彩绘飞机
2020年9月,“红土”两个字被彻底拿掉,正式更名为“湖南航空”。
同年12月1日,公司主基地从昆明转到长沙,而湖南,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家本土注册航司。
一周后,首架“湖南航空”涂装的飞机落在了长沙。
自此,开始生根发芽。但“由滇入湘”这件事,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
800多人,从昆明搬到长沙。这是民航历史上不多见的跨省整体迁移。
主基地变了,运行合格证不能“搬”,要重新过一轮“补充运行合格审定”——规章、手册、签派系统、机务保障方案,都得按新基地重做一遍,由民航局逐项审定。
更不必说这800多人,背后是800多个家庭。空勤三大部门、机务、签派、地服,相当一部分是云南本地人——配偶的工作、孩子的学校、留在云南的父母——每一个字都是要克服的困难。
而后来,又陆续有近700名“民航游子”——原本散在全国各家航司的湖南籍员工——听说湖南有了自己的航空公司,想办法回来了。云南一拨、湖南一拨,两支队伍在长沙会师,于是慢慢长成了这家航司如今的样子。
刘飞飞,2015年在筹备之初就通过了红土航空的面试,于10月份入职。
作为昆明当地人,她很期待能在家乡与本土航司一起成长。
在首航之前,她们同批乘务员便全部登上了首架空客A321飞机,为局方验证做准备。
在红土航空的几年里,她有过数不清美好的回忆。
作为跟着公司从长水航城一路走过来的第一批员工,亲眼见证着这里从荒无人烟到慢慢繁华,得知要转场长沙的时候,她还在执行航班,也感到了迷茫和不安。
但与此同时,她也切身感受到公司的快速发展。
其实以航空的视角来看,长沙的位置并不算太好。
省内市市通高铁,往东到上海、往西到成都重庆,这些过去民航的蛋糕,也都被高铁切走一大块。南边挨着粤港澳大湾区,湖南人出国,从广州、深圳、香港出发选择更多,出境客源也极易被吸走。
与此同时,还有东航、海航、深航的长期深耕,再加上各路联程过站航班,要在这种格局里挤出一家本土航司,又要把它做到能活、能赚钱,这件事的难度可想而知。
但湖南航空还真就摸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2024年,湖南航空营收破20亿,全年盈利,净利润率高于行业平均。2025年的成绩单更为亮眼,暑运62天,营收6.5亿,净利润1.94亿,前9个月全国41家航司的航班正常率排名,湖南航空排第二,客座率91.6%。
何况它还只有17架飞机。
长沙—吐鲁番、长沙—保山、无锡—延安—莎车,这些是湖南航空的独飞航线。
独飞的意思,其实是因为别家航司基本不愿意飞,飞了也未必赚钱——客源不稳、季节性强、地面保障又复杂。这种航线在湖南航空的航网里不止一条,但这一条条连接起来,就形成了它对自己的定位:你们嫌市场小,我一条条慢慢做。湖南航空董事长吴嘉竹接受湖南日报采访时讲过这么一句:
“中部地区,是民航的洼地。”
但他接着补了一句:“越是这种地方,越能逼出强者思维。”
湖南航空一直带着浓重的“互联网公司基因”。
它把很多传统航司靠经验拍板、靠人盯流程的做法,一点一点替换成了系统、模型和数据说了算。
湖南航有两套自己写的系统,一套叫IAOC,智慧运行平台,一套叫 RMS,收益管理系统。
落到具体场景里:一条航线开不开、什么时候加密、什么时候撤——领导个人意志说了不算,是系统和模型说了算。
再细节一点,哪个城市哪段时间有演唱会、哪两个城市之间人流密集、机票什么时段定到多少最合理。这些过去靠老民航人的分析和手感,湖南航统统交给系统模型。
据他们官方的报道,目前湖南航空近九成航线的运营,完全由系统托管。
在这里我还是想重复我之前跟很多航司领导都谈过的观点:民航业很多事的底层逻辑、很多做法都是“历史惯性+行业共识”一路滚下来的结果,未必是对的。
怎样符合国家战略?怎样履行社会责任?怎样达到股东满意?怎么达到旅客预期?怎样能让员工托付?
这些目标看起来都是正确的,但答案往往都是互相打架的。传统航司的很多决策,都不是解出一道多目标最优解,而是“取一个大家都能忍的中间值”。
那怎样才能破局?你得敢去尝试,你得勇于突破,你得不怕得罪人。
民航是个极其复杂的领域——规章、传统、关系、师承等等等等,类似的词组能写出几十个,层层叠叠剪不断理还乱。也正因为这样,民航这些年的效率提升,更多是行业本身在推动,鲜有真正意义上的”外来视角”。
而像湖南航空这样,一支不被传统包裹的团队,在一个不被传统裹挟的掌舵人的管理之下,才有可能挤出一条不寻常的路。2024年8月1日,湖南航空全行业第一家明确取消乘务员穿高跟鞋执行航班的航司,一份手册修订,一句"权衡职业形象与员工健康",把多年来谁都看在眼里、却无人敢动的高跟鞋取消了——消息发出当天就冲上热搜。更早一点,湖南航空牵头制定一套”机闹”民事追偿机制——如果旅客在航班上辱骂、殴打乘务员,公司主动帮员工起诉,争取民事赔偿。吴嘉竹在内部讲过很多次:
“遇到不讲理的旅客,乘务员只需要不卑不亢,剩下的事,公司来扛。”
其实在整个业内,我只有在湖南航空乘务员口中经常能听到这句话:
我们公司真的很好啦。
而后十年的剧本,已经开始书写。2026年底,长沙黄花机场T3航站楼投运,长沙机场作为中部门户的整体体量将上一个台阶。
新航站楼带来更多停机位、更大的中转流线、更宽裕的过夜资源——这些机会摆在面前,不只是给湖南航空一家。南航湖南也在这里,东航、海航、深航也在这里。
更长远的问题,关于规模。
过去它可以用17架飞机的体量,跑出了大航司未必跑得出来的运营效率。但效率这件事,常常和规模反向。
当机队从17架扩到30架、50架,员工从1500人扩到3000人、5000人,那套靠互联网团队、靠系统等团队能不能撑过组织的边界?同程的基因能不能复制到一个三倍体量的航司里?
而更底层的问题是,长沙这座城市本身的客流量,能不能撑得起中型本土航司继续往前走?
这些是2026年的问题,也将是一路走向2036年的问题。
十岁,这个年纪在民航领域里说长不长,但也不能说短。一百多年前,毛主席在长沙橘子洲头写下《沁园春·长沙》: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而一帮从云南远道而来的人,五年前摘下象征着云南的“红土”,从此把自己叫做湖南。
此刻少年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来源:微信公众号“停机坪”(id:tingjiping789),作者:停机坪大表哥